造人既是消费也是投资，随着生育成本飙升，国家福利和税收增加，生孩子的消费效用和投资收益大幅下滑，个人不生育的理性决策加总必将导致老龄化危机。究其本质，微观上是个人财富配置问题，宏观上是人口结构问题。
从微观来看，刨除人的自然本能冲动，生孩子对于父母而言到底是消费还是投资？如果是消费，那是一般消费品，还是高端奢侈品？很多人都会说喜欢孩子，也有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会特别想当母亲、父亲，从这点来看，小孩是消费品。但另一方面，很多家长到了一定时间会催子女结婚生娃，在过去一些农村地区土地和口粮按照人头来分，造成很多生孩子的冲动，还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等说明孩子是投资品。所以，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是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综合，很难单纯的归类为单纯的消费品和投资品，我们能分析的是孩子身上的消费属性和投资属性的比重程度。
人们生育选择取决于养孩子成本（孕育、教育、房子、以及时间机会成本等）和消费效用（就是母性和父性的愉悦感）加上投资收益（未来孩子的孝顺回报）的权衡。从社会整体发展进程来看，孩子的生育成本不断上升是不争事实。而孩子的绝对消费效用变化不大，由于可选择娱乐方式多样化，孩子的消费效用相对下降，此外避孕措施逐渐发达，将造人过程和造人结果这一因果环节打断，进一步降低了孩子的相对消费效用。另外，社会发展趋势是福利和税收逐渐增加，福利增加（如政府养老）直接导致孩子的投资收益相对下降（相互替代），税收增加导致可支配收入下降，间接导致孩子的投资收益下降。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孩子在消费属性、投资属性之外又增加了公共品属性（因为生孩子是为国交税），而公共品私人提供不足是简单朴素的经济学定律。
综合来看，社会越发展，福利制度越健全，孩子的成本越高，消费和投资相对收益越低，生育意愿自然向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欧洲日本等生育率相对较低，而亚非拉不发达国家生育率较高。尤其在非洲某些地区，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孩子的投资属性甚至上升到一定的赌博属性，需要用高生育率去弥补高夭折率，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量对质的替代，陷入贫困陷阱。这样来看，在社会福利体制没有太大变革的话，人类老龄化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不仅仅是中国。
再从静态社会的不同层级来看，只要基本条件许可，生育意愿会与社会阶层呈反比，穷人愿意多生，而富人愿意少生。如果考虑到孩子消费属性中可能的奢侈性，富人阶层的生育意愿会上升，这样静态社会中生育意愿可能与社会阶层呈U字型。所以总的来说，微观个体的生育意愿随着社会发展不断降低，自然需求不断被社会需求替代，孩子的消费属性逐渐超过投资属性，最终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而老龄化危机不断加深。
如果说老龄化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似乎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为什么我们这么焦虑？这就涉及到了微观意愿加总到宏观后悖论。
简单来说，高生育成本加上对国家高福利政策的期待，大部分中间人群都选择少生孩子的时候，国家高福利政策的物质基础就已经提前破坏了。因为就当下的技术水平来看，人类的财富生产力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力资源，所谓的国家养老并非是直接虚拟的国家机构为你养老，而是国家将年轻劳动力生产出来的财富转移给老人来实现所谓的国家养老，但这一模式的前提是你老的时候这个国家有足够的年轻劳动力，如果年轻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或者被不让生孩子，老年时候自然是老无所依。
这也就是为什么宏观的人口结构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这个社会的很多财富传承模式根本无法实现，比如很多人存钱或者买房养老，但是如果你老年的时候没有年轻人从事财富生产，房子只能空置，货币只能贬值。宏观来说，合理的财富传承模式必须要依托于现实的生产能力，这能力要么是人，要么是技术。
很多人批判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就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来说，我们不能简单以当下的问题去批判过去的政策，因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或许我们现在连面对老龄化的资格都没有。可以回到上文非洲的例子，在低生产力的贫穷地区，由于教育资源及教育意识的匮乏，加上穷人对短期收益的被动需求（财富积累不足导致无法做长期打算），导致孩子的短期投资属性强，多生粗养，童工现象泛滥而教育不足，数量战胜质量，进入贫困陷阱。事实上，我国在计划生育之初，国民生活水平比当下非洲好不了多少。计划生育的意义在于，用国家意志逼迫国民从注重孩子数量转移到注重孩子质量，并通过改革开放吸收了计划生育政策下节省出来的青壮年劳动力，实现了高速增长（谈不上奇迹，不过是透支人力资源而已），从而跳出了贫困陷阱。只是，出来混的迟早要还，跳出了贫困陷阱，却又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但不管怎么样，陷阱的层次是高了一个程度。
或许有人会拿日本和印度的例子来批判计划生育政策并非跳出贫困陷阱的最优选择，的确，我们无法论证某个政策的最优性，但最终不过是长痛短痛，先痛后痛（如印度忍受了多年的低增长，最近才起飞），以及某些政治体制下的决策者的可行集而已（日本的起飞得益于义务教育的长期普及，以及政治制度的提前开化）。事已至此，追溯计划生育政策优劣重要性应该让位于如何恢复良性人口结构。
放开二胎本身不能解决当下人口问题，从存量上来看，中国劳动人口仍然很多，劳动力红利远没有消失，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忘记自己的存量优势，而做出一些错误的政策判断。其次，生育政策的作用周期至少滞后一代人，在二胎成长起来之前，我们如何过渡，如何解决独生子女这一代人的养老压力和财富传承问题。再次，约束的放开，并不一定就能够带来生育率的快速提升，如何解决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生育率下降问题，而且我们未富先老的严重程度更加棘手。最后，如果生育率如愿提升，我们是否做好准备给新中国人们一个真正的“新中国”，而不是变成又一代纠结牺牲的80后和90后。
中国当下老龄化危机是前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后遗症与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叠加，所以会来得更快更迅猛。改革急需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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